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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借给陌生人注册、变更公司，每完成一家便可获得900元报酬。”罗某从网友处得知这种外快渠道后心动不已，用自己的身份证为他人代办企业注册、变更业务、开立对公账户。

听说收款二维码“借人”就能赚钱，陈某虽有担心，但仍将自己的收款二维码借给多个非法APP平台使用。

殊不知，罗某和陈某的行为，都为电信网络犯罪大开方便之门，甚至涉及洗钱类犯罪。近年来，企业对公账户、收款二维码、银行卡、手机卡等成为不法分子青睐的犯罪工具。他们以高额利益引诱他人提供这些工具，后续实施犯罪和资金流转。经查，罗某提供的账户涉及诈骗金额40余万元，支付结算金额共计1000余万元；陈某帮助非法支付结算金额达人民币40余万元。

最终，罗某、陈某均被长宁区检察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提起公诉，法院采纳指控意见，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020年以来，这样的帮信案件总共办理了974件1291人。”据长宁区检察院第三检察部主任史晓俊介绍，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网络犯罪也呈现持续高发态势。在这其中，还隐藏着一群信息网络犯罪的帮凶，他们为犯罪提供支付结算帮助或技术支持等，成为影响互联网治理的突出问题。为有效应对帮信案数量剧增现状，该院从制度创新、全面打击、职能延伸三方面精准施策，积极构建打击帮信犯罪新格局。

加大打击力度，实现标本兼治

帮信犯罪分工精细、黑灰产业链长，上游网络犯罪的重点领域、重点人员和重点账户，往往是打击的重点和难点。如何对关联案件进行研判从而深挖犯罪“核心层”，这对检察官提出了挑战。

该院办理的多起虚假外汇期货交易平台案件中，办案检察官通过上下游“两起案件”相辅相成的办理，有力打击了提供支付结算、技术支持、“打粉引流”等服务的帮信犯罪团伙，实现全链条、全方位打击。

在办理一起电信行业从业人员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时，检察官敏锐捕捉到涉案的1000余张实名制手机卡很有可能成为帮信犯罪的工具。因此，该院首次以“公益诉讼起诉人”身份对5名被告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斩断犯罪分子向公民个人信息伸出的“黑手”，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坚持严打帮信犯罪的同时，该院也注重将保护的理念贯穿到办案过程中。从严从重打击收卡贩卡产业链“顶端”主犯，如对收卡贩卡团伙8人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二年至十一个月不等，获法院采纳。对初犯、偶犯、未成年人、在校生等以出售自己名下银行卡的“卡农”群体，则以教育惩戒为主，督促其认罪悔过并退赔，共对11名犯罪情节较轻的大学生、未成年人依法予以不起诉，追赃挽损10万余元。

创新工作机制，全力提升办案质效

针对帮信案件办案量大、串并案材料多、内容记述繁杂的情形，该院建立办案“快车道”，设计“帮信十五问”讯问模板和“表单化”事实及证据归纳指引，从而有效把握证据审查重点与引导侦查方向。

为有效防止证据有缺陷的案件反复移送，该院创设预审查制度，针对存疑不捕后重新报捕或直接移送审查起诉等四类特定类型案件，要求公安机关在移送前提交新证据材料进行预审查，确保移送案件符合逮捕、起诉要求。截至目前，共计对13起帮信案件开展预审查，有效提升办案质效。

公检法三方联动，有助于推进办案标准化，形成帮信犯罪司法打击合力。在办案实践中，该院发现帮信罪的捕后轻刑问题相对普遍，因此主动与法院沟通研判，充分发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量刑协商机制作用，力求统一量刑标准；同时将办案标准与判决情况及时传导至公安机关，提前引导同类案件侦查方向，提高打击犯罪精度。

深挖检察富矿，放大社会治理效能

为切实提高社会公众风险防范意识，远离信息网络犯罪陷阱，并提醒广大市民不要因贪小而成为犯罪帮凶被追究刑事责任，长宁区检察院系统梳理近两年办理的帮信案件，发布《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事检察白皮书》。

立足“互联网+生活性服务业”集聚的区域特点，梳理总结利用电商平台帮助网络赌场进行资金支付结算等涉企典型帮信案例，直指电商平台商户通过生成虚拟订单洗钱等风险点，并通过区工商联“企业风险预警发布”平台发布。

检察官还主动走访受侵害互联网企业，围绕“被洗钱”风险等开展法治宣讲，建立违法犯罪线索互通机制，为企业加强防范、规避风险保驾护航；通过“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台，加强帮信犯罪的释法说理，促成全民法治观念养成。